100年前，安德鲁·卡内基在打造他的钢铁帝国——卡内基钢铁公司时，天才地领悟到：“价格的低廉和生产的规模是成正比的，因此，生产规模越大，成本就越低……降低成本、抢占市场、开足马力，只要控制好成本，利润自然就来了。”日后，这成为了国际钢铁业公认的生存法则。

　　100年后的2009年，这一法则再次在中国钢铁业得到验证。通钢悲剧的背后，是中小国有钢企无法适应“丛林法则”的惨烈现实。

　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教授许中波指出，从1998年开始，我国钢铁业十多年的整合兼并，成就了一批钢铁大佬，但也将更多没有赶上改革脚步的中小国有钢企，置于了生死边缘。“想生存下去，就得适应钢铁业的商业法则。”

　　一个中型钢企的悲剧

　　吉林通化钢铁集团(简称“通钢”)炼铁厂职工李建立(化名)，很怀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生活。

　　“有尊严、有地位、有干劲”，聊到过去的美好时光，他在电话里的语气突然变得愉悦，“那时候，姑娘们都排着队要嫁个钢铁工人呢！”

　　不过，在2000年之后，李建立的“好日子”一去不复返了。随着市场经济逐渐渗透钢铁业，一场改革风暴席卷而来。而通钢没能够顶住这场风暴，亏损呈现蔓延之势。

　　新千年开始不久，通钢管理层展开了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——“所属子公司实施资产经营责任制，以实现母子公司的资本运作”、“改革人和分配制度”、“以信息化建设带动管理流程再造”。

　　但直至2004年，建龙介入重组之前，通钢国有产权虚置、激励机制不足、监督成本过高和社会负担过重等深层次的体制与机制问题，依然没有丝毫改善。

　　“外购原料掺假、跑冒滴漏浪费、盗用公共财物等现象，总是在厂里出现。”李建立对记者叹息不已，“我们都是喝浑江水长大的通钢人，通钢的每一块钢铁，都凝聚着一代人的青春，通钢的落魄谁不痛心”。

　　在中国钢铁业，通钢并非孤例。

　　大型国企的优势

　　一位首钢管理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，在如何控制成本上，大型国有钢企有先天的优势。

　　这种优势更多的来自规模。通钢的年产能仅为500多万吨，中国最大钢铁企业宝钢的年产能则高达3000万吨。

　　许中波告诉记者，钢铁企业的成本有四项，原材料成本、设备折旧成本、资金成本以及人力成本。“目前，中国钢厂60%的矿石需要进口，这也是为什么铁矿石谈判对钢企利润至关重要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