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“国”字号大佬们来说，仅其拥有的长协矿进口资格，就使得吨钢成本比一般中小企业低500-2000元左右。

　　“2008年年底(长协价高于现货价)形势特殊，但现货矿价格居高不下时，长协矿是令我们民营企业艳羡不已的优势。”河北新武安钢铁集团的负责人万喜河表示。

　　并且，“与国外矿山建立长期供应关系”，也是大型国企的优势之一。“每吨铁矿石降价1美元，吨钢成本就降低近2美元。”一位中钢协人士分析道，“运费也很重要，建在沿海或沿江的企业，每吨铁矿石又可以减少200-300元成本”。

　　连国内最大民营钢企沙钢董事长沈文荣也坦承，沙钢在技术创新能力、人才储备、产品结构、资产结构、国际原材料市场等方面，“都和宝钢存在差距”。

　　而在“资金成本”上，国有企业在贷款上的优势，更让民营企业望尘莫及。

　　民企两手控制成本

　　相比大型国企，民营钢企的成本控制，更多的在于“设备投入”和“人力成本”。

　　目前，国际钢铁业通行的标准是：每形成1吨钢铁的生产能力，需要投入约10000元人民币；投入越大，产能回报周期就越短。不过，中国民营企业家，却奇迹般打破了这一法则。

　　“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选择建新厂，而不是收购，因为他们算清了一笔成本账。”大型民营钢企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的一位管理人士表示。

　　其给记者计算分析道，以日照钢铁和宁波钢铁的前身宁波建龙钢铁为例，两家公司的吨钢产能投资仅2000元。“既然能控制在这么低的成本，那又为什么要去进行繁琐的收购呢？”

　　如何降低设备成本？“大多数民营企业采用国产设备，然后匹配部分的核心进口设备和软件”，这样一来，未来新增产能的综合设备投资，大概只有国内外同规模钢铁厂的1/3，每吨钢的设备折旧成本也只相当于他们的1/3。“分摊到每吨钢上，成本会下降200至800元人民币。”

　　而在用人上，“民营企业普遍比国有企业更重视单个劳动力成本。”上述荣程钢铁管理人士透露，“日照钢铁人均年产钢达1000吨，武钢的人均年产钢不到800吨”。

　　按南钢董事长杨思明的观点，降低南钢的成本并不单单是裁员那么简单，如何保持在不裁员的情况下提高劳动效率和降低成本，才是关键，也是难题。

　　据杨思明介绍，南钢提高效率有四个途径：一是通过技术手段，在几乎不增加人员的情况下，把产能从280万吨提高到2006年的700万吨，再到目前的1000万吨；二是把临时工从总人数中剥离出去，工作改用正式员工来做；三是准备外派一些员工参与新厂建设；最后就是把一些辅助的车间和部门关闭。

　　杨思明表示，企业如果能不断降低成本，就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生存空间。“当全行业亏损时，你还能赚钱；当别人都倒闭时，你还活着，这是很重要的生存能力。”

　　退出的代价

　　在许中波看来，钢铁业是资本密集行业，虽然“投资大、产出多、收益快”，但风险也极大，“一旦失败，基本是万劫不复”。

　　以大规模投资为前提的钢铁业，在市场的激烈波动中，往往缺少灵活性。

　　2009年上半年，中国大型钢铁企业普遍比中小钢企亏损严重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，“大钢企停不起、赔得起，而小钢企停得起、赔不起”。

　　前述中钢协人士说，“(大型钢企)高炉一旦停下来，损失就相当严重。所以，在高炉作业机制下，企业要保证持续生产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会停产”。据其估算，“通钢此次被迫停产7个高炉，损失应该有好几千万吧。”

　　“如果一个公司被收购，或者破产变卖资产，基本很难保值。”许中波表示，“想要卖个差强人意的价格都很难。在欧美，卖钢铁厂，几乎是按成品钢材高一点的价格论吨卖出。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投资，就等于打水漂了。”